《三國志》注者 -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 字世期, 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 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 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 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 學識日進。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 裴松之任殿中將軍, 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 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 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 遲遲不肯動身。不久, 軍閥火拼, 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 裴松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 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 後升調回朝廷, 改任尚書祠部郎。義熙十二年(416, 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 贊他有廟廊之才”, 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後, 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東晉時曆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 命他為之作補注。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 “臣前被詔, 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 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 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 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 務在周悉。上搜舊聞, 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 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 出入百載。注記紛錯, 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 事宜存錄者, 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 或出事本異, 疑不能判, 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 言不附理, 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 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 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 他都收錄進來, 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 裴注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 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 引書首尾完整, 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 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 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 注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沈家本統計, 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 史部一百四十二家, 子部廿三家, 集部廿三家, 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注釋方法的地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 考究訓詁, 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 又惜所已成, 不欲刪棄, 故或詳或略, 或有或無, 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注名物, 訓釋文義, 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 蓋非其宗旨所存。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 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 事宜存錄者, 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 或出事本異, 疑不能判, 並皆抄納, 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 言不附理, 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 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 就是廣采博引, 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 幸而保留在裴注中, 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讀《三國志》時, 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裴注為史書注釋開闢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 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 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 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 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 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 推行中有何艱辛, 推行後有何成效, 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 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 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 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 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 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 陳壽一筆帶過, 而斐氏補充200多字, 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 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 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 引《博物志》介紹家世, 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 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 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 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 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準, 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 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 李密的《陳情表》等, 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 是針對同說一事, 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 或出事本異, 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 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 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廬一事, 《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 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 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 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 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 蝟自枉屈,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 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 可謂懲妄。這種備異, 懲妄, 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 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 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 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 認定《魏書》崇飾虛文”, 並說推此而言, 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 皆難以實論”, 從而斷定陳氏刪落, 良有以也

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 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 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 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曆》所載, 裴氏判斷為《吳曆》為長。這種評斷, 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 評史事者隨處可見, 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 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 故略而不論, 評論史書, 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 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 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 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 是較為全面的。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注, 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 為什麼《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 為什麼裴松之要不避繁瑣徵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 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 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 因為裴注中所徵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 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西元280年)平吳之後。據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 在此之前, 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 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此外, 如趙岐的《三輔決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國志》的成書年代, 史無明文, 楊翼驤先生書編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卷48《孫皓傳》云皓舉家西遷, 乙太康元年三月集於京邑。五年, 皓死於洛陽。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 則陳壽著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皓死後, 故編于本年。據同書, 著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謐卒于太康三年(282)。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注中都徵引了。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 裴注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決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 《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 但他並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 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這個工作。《三國志》卷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 近二百字, 而裴注詳引《魏略》所載此書, 竟多達八百餘字。裴松之就此解釋說: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 美辭多被刪落, 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於曹魏屯田, 據楊翼驤先生統計, 《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 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敍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 軍食不足, 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 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 所在積粟, 倉廩皆滿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沈《魏書》的記載, 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來, 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只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 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松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 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三國志》剛問世時, 獲得了一片讚譽聲。《晉書》卷82《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敍事, 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 見壽所作, 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 病卒, 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 辭多勸戒, 明乎得失, 有益風化, 雖文豔不若相如, 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東晉時, 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 在其所著《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 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看來, 簡略在晉人眼裏是不成問題的, 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對於《三國志》主要肯定其成績。